情感倾诉:父亲、母亲和哥哥,我对你们都有愧疚

2017-05-13 21:25

     1959年,野外踏勘时作者(左二)与同事留影   一   我于1936年年末在榆树乡下出生,1954年考入长春地质学校,1958年毕业分配到通化地质大队工作。此后大半辈子,我净在深山老林里转。   1959年,我和本村一位18岁的姑娘小君结了婚。她漂亮、勤劳、孝敬老人。那时她在榆树调味厂上班,婚后调入我单位做统计工作。   1962年,小君被精简下放。我想,正好父母没人照顾,就让她先回去照顾二老,当时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(第一个生下来就夭折了)。她走后我也找组织上说明原委,想要辞职回家。可组织上说啥也不批,连户口都不给,我回不去了。   小君生完儿子,刚满月就抓紧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,好给二老买口粮。   孩子平时由我母亲看着。刚满周岁的一天,母亲正哄着他玩呢,听到对门那屋有好几个女人唠得热闹,想过去看看,就顺手把窗台放着的小药瓶拿给孩子玩。   也不知过了多久,待她回来一看,药瓶盖打开了,药撒得哪儿都是。这时她赶紧收好,把药瓶又放回原处。等小君回来给孩子送奶,她也没说。小君看孩子怎么也不吃奶,脸色发青,就问母亲:孩子怎么了?没咋地啊!母亲没说实话。这时婆媳俩赶紧抱着孩子去了卫生所。经大夫追问,母亲才如实说出给孩子玩药瓶了,里面装的是麻黄碱片。大夫说:多危险啊!再晚一会儿来,孩子就没命了。   自从小君回家生孩子后,哥哥、嫂子总找茬儿打仗,指桑骂槐,闹着分家。我挣得少,每月只能往家邮寄10元钱,他们觉得又养老又养小,负担太重,想分出去过好日子。   1963年春节,我放假回家的第二天,哥哥、嫂子就和我谈要分开过。我一看,分吧,不然也过不好年,就与父母商量,二老也同意。大年初一他们就搬出去了。当时就四间房,是按三份分的:我们哥儿俩一人一间半,二老一间。二老跟谁过,那一间就归谁。关于家里的财物,哥哥、嫂子要啥随便拿。   分完家后,小君连累带上火,头疼、迷糊,天一黑就雀盲眼,什么东西也看不清。到医院检查,是高血压。我就和二老说:现在小君在这里也干不了活,孩子被药后身体也没恢复,我这次走先把他们娘儿俩带回去。本应连你们二老也一起带走,可是我刚调到大队踏勘组,没有房子,我们还住在招待所呢。等我回去要着房子再接你们。   可是,我回来不久就被调到延边汪清罗子沟矿点,还是住招待所。1964年10月份,收队到延边朝阳川老头沟,总算给分个不到10平方米的破屋子,只能住下三口人。没有条件接二老,真令我无可奈何。   二   分家后,老两口生活困难重重,别的不说,连吃水都费劲了。那时得到村里的大井挑水,父亲年老体弱,挑不动水,哥哥分出去过了,即使给挑水也不及时,我那儿二老又去不了。所以,分家不到半年,父亲主动要求不分了,哥哥、嫂子也同意。   1964年春节,我们回去探望二老。父亲告诉我,与哥哥、嫂子只合伙几个月,就又分开了。父亲说:他们竟背着我和你妈偷着吃东西。做大锅饭偷着蒸一小盆大米饭,端那屋吃去。有一次看我俩都不在,煮的鸡蛋,正准备放桌子吃中午饭,不巧看见我从外面回来了,慌忙掀开外屋你妈的柜,把一小盆鸡蛋放里了。等吃完饭,他们都过去了,我打开柜一看是鸡蛋,还热乎呢!   说到这儿,父亲叹了口气:我一气之下,就又与他们分家了。   从此,小君每年夏季都带着孩子回老家帮二老干活,冬季我收队她再回来。直到后来孩子大了,都上学了,她才不去了。   1971年,我们的第四个孩子也出生了。光添人进口,工资却不怎么涨,每月工资47元,比刚参加工作时只涨了3元。要是把二老接过来,一家八口人,这点工资也是入不敷出。看来要与二老一起生活,照顾他们,我只有舍弃工作,辞职回乡。于是我又同父亲商量,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,嘱咐我要在外边好好工作,多为国家做贡献。父亲安慰我说:别急,家里的日子,会慢慢好起来的。   三   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是个深明大义,忠孝双全的汉子。   父亲胆气过人,不畏强暴。听奶奶说,生我那天,汉奸带着鬼子来到我家,说父亲在炕洞里藏有武器,不由分说,就把炕给刨了。母亲吓得浑身发抖,只好抱着刚出生的我搬到邻居家去住。鬼子、汉奸没刨出武器,就把父亲绑起来打,问武器藏在哪儿了。父亲斩钉截铁地说:我家没武器,打死我也没有。以后鬼子再打、再问,父亲都一声不吭。无奈他们就把父亲带走了。第二天全村300多户人家联合签名做证,才把父亲保了出来。母亲因这次惊吓,奶水没了,我是小米糊喂大的。   父亲爱憎分明,愿为朋友两肋插刀。日本鬼子想灭绝中国人,在投降前就到处埋下了细菌,害得村屯闹瘟疫,一家一家染病,死亡率非常高。我们村也如此,家家闭户,不敢出门。父亲得知好友老疙瘩一家也染上了,就戴上口罩,冒着生命危险去看望老疙瘩一家。帮着消毒,打扫卫生,安慰他们不要怕。后来他们真的挺过去了。   父亲是出名的孝子,哥儿仨他最小,爷爷奶奶都是他养老送终的。听母亲说,我在3岁时,爷爷去世。爷爷有病期间,父亲有空儿就守在跟前,一会儿按摩大腿,一会儿活动手脚。经常给洗脸、洗脚、擦身体,接屎、接尿不嫌脏,把爷爷伺候得干干净净,一点褥疮也没有。奶奶活到90来岁,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,不知干净埋汰。父亲总是看着她,帮她洗脸、洗脚,喂她吃东西。   父亲开明,接受新事物快。在土改运动中,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被选为农民会主任。在斗争中不主张打人,主张讲革命道理。那时正是冬天,父亲不慎得了重感冒,在家休息。有一天晚上,批斗会场一共打死四人,父亲知道后上了一股火,感冒更加沉重了,一病两个多月。好了留下后遗症,常年咳嗽,不能干重活。农会主任也不当了。   四   1972年冬,一天我去挑水,因路滑把小腿摔裂了,休病假不是百分之百开支。小君为补贴家用,要到国营苗圃打工。这时小女儿一周岁,离不开人,只得把母亲接来。母亲看了四个月的孩子,说啥也不待了,回去后老两口与哥哥一家又合了伙。   听父亲说,这回合伙后,哥哥强行拆走了我们那屋的隔山板,打了两口柜卖了;还砍了属于我们的20多棵树。父亲一气之下,咳嗽病加重,从此卧床不起。   1975年冬的一天,我接到一封来自哥哥的电报:父病重速归。当时我的心凉了半截,当天就和小君带着四个孩子赶回榆树老家。   进西屋一看,父亲躺在炕上,脸色灰暗,神情憔悴。听见我们回来了,睁开眼睛,苦笑着,有气无力地说:你们回来了,孩子们呢?这时四个孩子都过来,问爷爷好点没有。父亲开心地笑着回答:好点了,你们都回来爷爷的病就好一半了。   这时小君已把水烧好,给老人洗脸、洗脚、擦身子。这回一看,父亲的脸色好看多了。   当小君请来大夫给父亲挂上吊瓶后,大夫偷着跟我说:你老父亲病很重,应准备后事了。   谁知第二天中午,哥哥、嫂子准备了一桌饭菜,让我过去吃,把大队支书也找来了,原来他们又要与二老分家。我说:分也好,合也好,都是哥与老人之间的事了,不过现在说这个不是时候。要想让老爷子走得快,你们就分吧!这天就没达成协议。   没过几天,哥哥、嫂子没和任何人商量,到了西屋就说:我们今天要搬家。说着动手就往东屋搬东西,根本不考虑病在炕上的老父亲是什么样的感受。   在他们搬出去的第四天晚上,父亲和我聊了两三个小时,对我说:这回我病好后,你回单位找个车,把我俩接去,不在他们眼前了。   听了父亲的肺腑之言,我心如刀绞,悲痛不已。我对父亲说:您放心吧!一切都会好的。等您病好后,我一定把二老接走,我们一家八口享受天伦之乐。   可是,就在哥哥、嫂子搬出去的第五天,父亲就与世长辞了,享年66岁。   五   母亲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,没文化,长得瘦小。平时爱搭讪,做事没主意,有时好随心所欲,不计后果。   母亲一生,很不容易,共生10胎,就活我和哥哥两兄弟。   1960年以前,母亲没出过远门,没坐过火车,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榆树北弓棚子我姨家。那年冬天,小君生了第一个孩子,生下来就没活。当时单位还要我去外地写年终地质报告,没人伺候月子,我就给母亲发了电报。母亲接到电报的第二天,就在别人的护送下,来到了通化四道江村。   这是个贫穷的小山村。我们在这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民房,没有取暖设施,天气又很冷,母亲没待上两天就够了。她说在山沟待不惯,一看见山就迷糊,说啥也不待了,非回家不可。   无奈之下,就在小君生完孩子的第七天,不得不同母亲一起回榆树了。当时天还下着雪,路滑难行。那时从四道江村到榆树,需要十个多小时到榆树下车,还得走12里土路。折腾到家后,连累带冻,小君腰酸腿疼,没瘫就万幸了。   1972年冬,母亲来看小孙女时,不吸取曾差点药死孙子的教训,又给小孙女玩药瓶。里面装的是可以催眠的糖衣止痛片,孩子不知怎么吃了一片,尝到甜味还要,不给就哭,一哭就给。结果孩子一睡不醒,后经过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。   1975年秋,随着队部的搬迁,我家搬到了九台。后来父亲去世,我就把母亲接到了九台,想让她晚年享享福。没想到住了两年后,我又被调回延边朝阳川老头沟。搬家时,母亲说啥也不去,说不愿意待在山沟里。在整理物品打包装时,不让动她的东西,躺在她的小柜上不起来。后来我把她外甥找来劝她,总算同意跟我们走了。   到朝阳川后,也不好好待,总说要回榆树。劝她不要折腾了,可不让她走就不吃饭。没招儿,只得年年接年年送,夏天走,冬天归。有一年去榆树接她,叔伯二哥对我们说:别让她来回跑了,岁数大了,不安全。   接回来后,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她,做她的工作,她当时答应得很好,时间久了又忘了,还要回去,不让走就闹。可回去时间不长,来电报了,说把腿摔坏了,不能走了,让我们去接她。   那是1981年,我不在家,小君只好打发儿子去。回来时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,一路上下车、换车都得背着她。在长春火车站换车时,儿子又累又上火,连拉带吐,回到家好几天才好。母亲心疼孙子,从此不再折腾了。   1988年,我从平房往楼上搬,她也不同意,说上下楼不方便,没处串门去。单位给分的是三楼,60平方米,七口人,有点住不开。我就自己改结构,把厨房缩小,挤出了一张床的位置给母亲住。   上楼后,小君想干净一下,就把母亲的旧被套、旧床单撤下扔了,她就不让了。小君说:妈啊,旧的扔了再给您买新的。她也不听,坚决把旧的都捡回来。   母亲上楼后,是有些寂寞,虽然小君有空时儿会扶她下楼溜达,但毕竟次数有限。她每天没事干,只能坐在床上抽闷烟,要不就是站在阳台上望着窗外发呆。   父亲去世后,母亲经常借酒消愁,养成了每天都喝两盅的习惯。那是1992年的春节,除夕晚饭,是团圆饭,全家都倒上了酒。这晚上母亲高兴,喝了两盅,初一早上就起不来了,两条腿不会动了。我找来大夫一看,说是脑部毛细血管出血。母亲正月初六就去世了,享年83岁。   六   这一辈子,我总觉得自己常年在外,很少顾家,亏欠了妻子,亏欠了孩子,却从不知道自己最亏欠的是为我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、母亲,还有为让我读书而一天书没念上的哥哥。   先说父亲。父亲去世后这么多年,我一直都非常思念父亲。他一生吃尽了苦,遭尽了罪。我成家后,多次许诺让他与母亲来我家和我们一起生活,可是他一次也没到我家来过。我没有来得及报答他的养育之恩,他就走了,让我抱憾终生。   再说母亲。母亲比父亲晚走了17年,随后陆陆续续地跟着我们一起生活,直到去世。但母亲却很少快乐过,不愿意在我这儿待,多次闹着要回老家。当时不理解母亲,甚至觉得她矫情,像个小孩子。现在想来,难道我对母亲就没有做过错事吗?   我在长春念书时,母亲要去看我,我没让她去,怕同学们笑话这个农村小老太太。现在回想,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。常言说:儿不嫌母丑,我应该欢迎她去,领她在长春转转,享受一下城市生活。这一点都没做到,还谈什么报答养育之恩呢?!   另外,母亲来我家生活期间,我常年在外工作,一年也就能在家三四个月,很少陪她。特别是住上楼房后,她腿摔后不灵便,很少下楼。留给她的,是无边无际的寂寞和眼睛里越来越深的空洞。   还有,母亲嗜好抽烟,用惯了大烟袋。我们搬到楼房后,我怕把墙熏黑了,不让她用烟袋,给她买香烟抽。她嘴上不说,心里不痛快,有时偷着掉眼泪。难道墙比母亲的喜乐更重要吗?   母亲想要什么我不能理解,致使母亲不快乐。我身为人子,不能体察她的苦楚,恐怕也谈不上一个孝字。   最后说哥哥。应该说,哥哥与老人分分合合、反复多次,不晓得父母养育之恩是一辈子都报答不完的道理,只想自己出去过好日子,是不应该的;更不应该的是,父亲还在病危之中,他却闹分家搬出去住,不管父亲的死活   虽然哥哥不是完美的儿子,也不是完美的哥哥,但我就是完美的弟弟吗?   哥哥大我7岁。他的暂短一生,为这个家没少出力,也没少吃苦。自从父亲得了咳嗽病不能干力气活后,他就是家中主要的劳动力。除了种地外,家中的扒炕、抹墙、推碾子拉磨等重活都是他的事。   解放后我上学念书,父亲没让他念,因为家里没劳动力不行。他虽然因此对父母有所抱怨,但为了这个家,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不公平待遇,继续干活养家。   哥哥一生中,没享过福,没出过远门,没坐过火车,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,没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夏天穿自己家做的布鞋,冬天穿靰鞡。他的一生,就是干活的命,梦想有个好日子过。我也暗中下过决心,等我有条件了,一定把他接出来玩玩,见见世面,开开眼界。没想到他1980年得了肝癌,享年才50岁。   我在外面工作一回,哥哥没花我一分钱,没穿我一件衣服特别是在哥哥去世时,我正在野外找矿,没能看他最后一眼。   有种爱,总因为血缘的亲近而被视为理所当然,被忽视了,甚至被挑剔。   父亲母亲,你们会怨儿子吗?还有哥哥,弟弟也愧对你。   清源   通知   扪心栏目精选集《扪心自问中国人的心灵拷问》(人民出版社出版),目前长春市重庆路新华书店已有进货,有需要此书的读者,请自行去购买。电话:0431-88958836转8057